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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的事儿，是我继续叙说呢还是由你来说？我征询着大头儿的意见。他眯缝着眼睛，似乎在看我，但我知道他的心思根本不在我的脸上。他从我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，放在鼻下嗅着，噘着嘴，不言语，仿佛在思考什么重大问题。我说，你小小年纪，可不能染上这恶习。如果你五岁就学会吸烟，到你五十岁的时候，那还不得吸火药？他没理我的话茬儿，头歪着，耳轮微微颤抖，似乎在谛听什么。我说，我就不说了吧，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，没啥好说的了。他说，不，你既然开了头，就得结尾。我说不知道从何处说起了。他翻翻白眼，道：
“集市，拣热闹的说。”
我在集市上观看过许多场游斗，每次都兴致勃勃，心中充满快乐。
在集市上，看到了那位与我爹有交情的陈县长被游街示众，他头皮刮得乌青——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，刮成光头是为了防止那些红卫兵们揪他的头发——腰上套着一具用纸壳糊成的驴，在锣鼓声中，他节拍分明地奔跑着，舞蹈着，脸上挂着白痴般的笑容。他这样子，与正月里扮耍的民间艺人十分相似。因为他曾在大炼钢铁期间骑着我家的黑驴到处视察，当时就有人给他起了一个“驴县长”的绰号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一起，红卫兵们为了增加游斗走资派的娱乐性和可视性，吸引更多的观众，就把民问艺人家的纸驴给他骑上了。许多老干部写回忆录，回忆到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总是写得血泪斑斑，把“文革”期间的中国描绘成了比希特勒的集中营还要恐怖的人间地狱，但我们这位县长却用幽默而又生动的笔调，写了他“文革”初期的遭遇。他说他骑着纸驴，在全县的十八个集市被游斗，把身体锻炼得无比结实，原来的高血压、失眠等毛病全都不治而愈。他说他一听到锣鼓点就兴奋，腿脚就颤抖，就像那头黑驴见到母驴就弹蹄喷鼻。结合着他的回忆录，回忆当年他套着纸驴舞蹈的情景，我就明白了他脸上为什么有那痴痴的笑容。他说他只要一踏着锣鼓点，搬弄着纸壳驴舞蹈起来，就感到自己渐渐地变成了一头驴，变成了全县唯一的单干户蓝脸家的那匹黑驴，于是他的心思就飘飘荡荡，悠悠忽忽，似乎生活在现实，又恍惚进入了美妙的幻景。他感到自己的双脚分权成了四蹄，屁股后生出了尾巴，胸脯之上与纸毛驴的头颈融为一体，就像希腊神话中那些半人半马的神，于是他也就体会到了做一匹驴的快乐和痛苦。“文革”期间的集市，并没有多少商品交易，集市上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大都是来看热闹的。已经是初冬时节，人们多半穿上了棉袄，也有一些年轻人为了俏丽穿着单衣。人们的胳膊上都套着一个红色的袖标。穿着黄色或是蓝色的军便装单衣的年轻人，胳膊上套上红色袖标显得格外神气，是增色添彩，但那些穿着黑色的、油垢发亮的破棉袄的老人，胳膊上套上红袖标就显得不伦不类。一个卖鸡的老太太，倒提着一只鸡，站在供销社门口，胳膊上也戴着一个红袖标。有人问她：大娘，您也人了红卫兵？她噘噘嘴，说：闹红嘛，哪能不入？——您老是哪一派的？是“井冈山”的，还是“金猴奋起”的？——去你娘的，别对我说这些没用的，要买鸡就买，不买滚你娘的蛋！
宣传车开过来了，是辆从朝鲜战场上淘汰下来的苏制嘎斯51大卡车，久经风吹雨打日晒，原先草绿色的油漆已经黯淡，车头顶盖焊上一个铁架子，铁架子上捆扎着四个大功率的高音喇叭，车后厢里固定着一台汽油发电机，车厢两边站着两排穿着仿制军装的红卫兵，都是一只手把着车厢边缘，一只手攥着毛主席语录。他们的脸通红，也许是冻的，也许是被革命的激情所燃烧。其中一个女的，眼睛有些斜视，嘴角上翘，充满笑意。大喇叭发出震天动地的声响，使一个年轻的农妇受惊流产，使一头猪受惊头撞土墙而昏厥，还使许多只正在草窝里产卵的母鸡惊飞起来，还使许多狗狂吠不止，累哑了喉咙。先是放东方红，然后停止。听到了发电机的轰鸣和喇叭里发出的尖厉声响，然后便有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。这时我攀上了一棵老树，看到了在车厢正中，摆放着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桌上放着一台机器和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麦克风，椅子上端正坐着一个头扎小辫的姑娘，还有一个留着分头的青年。姑娘我不认识，那男青年是到我们村搞过“四清”运动的“大叫驴”小常！后来我才知道，小常已经分配到县剧团，并造反当了“金猴奋起”的司令员。我在树上大声喊叫着：小常！小常！大叫驴！但我的声音被喇叭里的高音淹没了。
那个姑娘对着麦克风喊叫，喇叭把她的声音扩大得震耳欲聋，整个高密东北乡都听到了这样的话：走资派陈光第，这个混进党内的驴贩子，反对大跃进，反对三面红旗，与高密东北乡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单干户蓝脸结拜兄弟，充当单干户的保护伞。陈光第不但思想反动，而且道德败坏，多次与一头母驴通奸，致使那头母驴怀孕，生下了一个人头驴身的怪胎！
好啊！人群中爆发了一阵欢呼。车上的红卫兵在“大叫驴”的率领下喊起了口号：打倒驴头县长陈光第！——打倒驴头县长陈光第！——打倒奸驴犯陈光第！——打倒奸驴犯陈光第！“大叫驴”的嗓门，经过高音喇叭的放大，成了声音的灾难，一群正在高空中飞翔的大雁，像石头一样噼里啪啦地掉下来。大雁肉味清香，营养丰富，是难得的佳肴，在人民普遍营养不良的年代，太上掉下大雁，看似福从天降，实是祸事降临。集上的人疯了，拥拥挤挤，尖声嘶叫着，比一群饿疯了的狗还可怕。最先抢到大雁的人，心中大概会狂喜，但他手中的大雁随即被无数只手扯住。雁毛脱落，绒毛飞起，雁翅被撕裂了，雁腿落到一个人手里，雁头连着一段脖子被一个人撕去，并被高高举到头顶，滴沥着鲜血。评多人按着前边人的肩膀和头顶，像猎犬一样往上蹿跳着。有的人被踩倒了，有的人被挤扁了，有的人的肚子被踩破了，有的人尖声哭叫着，娘啊，娘啊哎哟，救命啊集市上的人浓缩成几十个黑压压的团体，翻滚不止，叫苦连天，与喇叭的啸叫混杂在一起，哎哟我的头啊这场混乱，变成了混战，变成了武斗。事后统计，被踩死的人有十七名，被挤伤的人不计其数。
有的死者被亲属们抬走，有的拖到屠宰组门前等待认领，有的伤者被亲属们送到医院或是送回家中，有的自己往路边爬，有的一瘸一拐地往自己要去的地方走，有的趴在地上大声哭泣。这是高密东北乡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第一次死人，后来虽有真正的、计划周密的武斗，砖头瓦片满天飞，刀枪棍棒一齐舞，但伤亡人数都没有这次多。
我在大树上，非常安全。我在大树上，居高临下，目睹了事件的全部过程，看清楚了每一个细节。我看到那些大雁是如何坠落下来又怎样被人们野蛮分解。我看到在这个事件过程中那些贪婪的、疯狂的、惊愕的、痛苦的、狰狞的表情，我听到了那些嘈杂的、凄厉的、狂喜的声音，我嗅到了那些血腥的、酸臭的气味，我感受到了寒冷的气流和灼热的气浪，我联想到了传说中的战争。尽管“文革”后编写的县志把雁从天落解释为大雁得了禽流感，但我始终不渝地认为大雁是被高音喇叭强烈而尖锐的声音震下来的。
骚乱平息之后，游街继续进行。经历了这场突发事件的人们，行为拘谨了一些，原先万头攒动的集市上闪开了一条灰白的道路，道路上有一摊摊的血迹和踩得稀烂的雁尸。风过处，腥气洋溢，雁羽翻滚。那个卖鸡的老妇人，用红袖标擦拭着鼻涕眼泪在街上蹒跚、哭叫：我的鸡啊，我的鸡你们这些遭枪子儿的强盗，还我的鸡啊嘎斯51大卡车停在牲口市和木头市交界处，那些红卫兵多数下了车，神情倦怠地坐在一堆散发着松脂香气的木头上。公社食堂里那个脸上有麻子的炊事员宋师傅，挑着两桶绿豆汤前来慰问县城里来的红卫兵小将，桶里冒着热气，绿豆汤的香味儿四溢。
宋麻子把一碗汤捧到汽车前，高举过头顶，请车上的司令“大叫驴”和那个担任播音员的女红卫兵喝。司令不理睬他，对着话筒，怒气冲冲地喊：把牛鬼蛇神押上来！
于是，以驴县长陈光第为首的牛鬼蛇神们，就从公社大院里欢天喜地地冲出来。正如前边所述，驴县长的身体与纸壳驴融为一体，刚出场时，他的头还是一个人的头，但舞动片刻，变化发生，就像后来我在电影与电视里看到的那些特技镜头一样，他的耳朵渐渐长大，耸起，如同热带植物肥大的叶片从茎杆上钻出，如同巨大的灰蛾从蛹里钻出身体，绸缎般闪烁着灰色的高贵光泽，附着一层细长的茸毛，用手摸上去手感肯定极好。然后脸部拉长，双眼变大，并向两边偏转，鼻梁变宽，并且变白，附着白而短的绒毛，用手摸上去手感肯定极好。嘴巴下垂，分成上下两片，嘴唇变得肥厚，用手摸上去手感肯定极好。两排雪白的大牙本来是被驴唇遮掩着的，但是他一看到那些戴着红袖标的女红卫兵就把上嘴唇用力翻卷起来，龇出了两排大白牙。我家养过公驴，我十分清楚驴的习性。我知道驴一旦卷起上嘴唇就要发骚，然后就要把原本隐藏着的硕大的jī巴伸出来展示。但幸亏陈县长人性尚存，变驴变得还不彻底，所以他尽管卷唇龇牙但jī巴还比较含蓄。紧跟在他身后的是原公社书记范铜，对，就是那个给陈县长当过秘书、酷爱吃驴肉的人，因为他最爱吃驴的jī巴，红卫兵们就给他用高密东北乡盛产的大白萝卜刻了一根，其实也没动多少刀功，萝卜头上用刀子稍旋了几下，用墨汁涂黑了即可。人民群众的想象力十分丰富，没人不知道这根染黑了的萝卜象征何物。这姓范的愁眉苦脸，因身体肥胖而行动迟缓，步伐凌乱而不合锣鼓点儿，让牛鬼蛇神队伍混乱，手持藤条的红卫兵抽打他的屁股，抽一下他就跳一下，同时哭嚎一声。便改抽他的头，他慌忙用手中的仿驴属去招架，仿驴屌被抽断，显出萝卜真相，白而脆，汁液丰富。群众哈哈大笑。红卫兵也忍俊不禁，把范铜拎出来交给两个女红卫兵，逼着他当场把这根断成两截的驴属吃掉。范铜说墨汁有毒不能吃。女红卫兵小脸通红，仿佛受到了极大的侮辱。你这个流氓，你这个臭流氓！不用拳打，只用脚踢。变换着姿势踢。范铜遍地打滚，哀嚎不止，喊叫：小将，小将，别踢了，我吃，我吃抓起萝卜，狠命咬了一口。快吃！又咬了一口，腮帮子撑得老高，无法咀嚼。着急着下咽，噎得翻白眼。在驴县长的带领下，十几个牛鬼蛇神各出奇招，让观众大饱眼福。敲锣打鼓拍钹的，是专业的水平，原本是县剧团的武场，能敲打出几十套花样，乡村野戏班子那些人，跟他们无法相比。我们西门屯的锣鼓班子跟他们相比，简直就是敲着破铜烂铁吓唬麻雀的顽童。
西门屯的游街队伍从集市的东头来了。背着鼓的是孙龙，敲鼓的是孙虎，打锣的是孙豹，拍钹的是孙彪。孙家四兄弟是贫农的后代，锣、鼓、钹、镲这些能发出巨响的家伙，理应掌握在他们手中。在他们前边，是村里的牛鬼蛇神走资派。洪泰岳躲过了“四清”但没躲过“文革”他头上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，背上糊着一张大字报。仿宋字体，刚劲有力，一看就知道是西门金龙的笔迹。洪泰岳手里还举着一块边缘上缀着铜环的牛胯骨，让我联想到他的光荣历史。他头上那顶纸帽子与他的头颅尺寸不符，东倒西歪，必须及时扶正。如果他不能将头上的高帽子及时扶正，就有一个浓眉高鼻的青年用膝盖顶他的屁股。这青年就是我的重山哥哥西门金龙。他公开的名字还是叫蓝金龙。他聪明透顶，不愿改姓，因为一改姓他的出身就会变成为恶霸地主，就会变成人下之人，我爹虽是单干户，但雇农的成分不变，雇农，这顶金帽子，在那个年代里，闪闪发亮，千金难买。
我哥穿着一件真正的军装上衣，是从他的好友“大叫驴”小常那里弄来的。我哥上穿真正的军装，下穿蓝条绒裤子，脚蹬白塑料底黑咔叽布面紧口鞋，腰上扎着一条三指宽的铜扣牛皮腰带，这样的腰带总是扎在英武的八路军或新四军军官的腰上。现在却扎在我哥的腰上。他高高地挽着袖子，红卫兵袖标松松地套在上臂。村民们的红袖标是用红布缝成，袖标上的字是用纸板镂空黄漆漏刷。我哥的袖标是上等的红绸子，袖标上的字是用金黄色的丝线刺绣。这样的袖标全县只有十只，是县工艺品厂那位技艺高超的女技师连夜赶制的。她只绣了九只半袖标就吐血而死。血染袖标，十分悲壮。我哥所戴，就是那只绣了一个“红”字、沾着血的。剩下的两个字，是我的姐姐西门宝凤补绣而成。我哥是去县“金猴奋起”红卫兵司令部拜访他的朋友“大叫驴”时得到这件宝物的。两只“叫驴”久别重逢，兴奋无比，握手拥抱，行革命时期的致敬礼，然后诉说别后情景及县里与村里的革命形势。尽管我没在场，但我知道“大叫驴”肯定会问起我姐的情况，他的脑子里，肯定还留存着我姐的形象。
我哥是去县里取经的。文化大革命兴起，屯子里人都蠢蠢欲动，但不知道这命是如何革法。我哥聪明，能够抓住问题的根本。“大叫驴”只告诉他一句话：像当年斗争恶霸地主一样斗争共产党的干部！当然，那些已经被共产党斗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，也不能让他们有好日子过。
我哥心领神会，身上的血仿佛沸腾了。临别时“大叫驴”将这个未完成的红袖标和一束金黄丝线赠给我哥，说你妹妹心灵手巧，让她帮你绣完吧。我哥从挎包里摸出我姐带给“大叫驴”的礼物：一双用五彩丝线精心刺绣的鞋垫。我们这里的姑娘，送给谁鞋垫，就意味着愿意以身相许。鞋垫上绣着鸳鸯戏水。红线绿线，千针万线，精美图案，情意绵绵。两个“叫驴”面皮都有些发红。“大叫驴”收下鞋垫，说：请转告蓝宝凤同志，鸳鸯呀，蝴蝶呀，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情调，无产阶级的审美观，是青松、红日、大海、高山、火炬、镰刀、斧头，如果要绣，就绣这些东西。我哥庄严地点头承诺，一定把司令的话转告我姐。司令将身上的军装褂子脱下来，郑重地说：这是我的一位在部队当指导员的同学送给我的，看看，四个兜儿，货真价实的军官服，县五金公司那个小子，推来一辆全新的“大金鹿”牌自行车，我都没舍得换给他！
我哥回村后就成立了“金猴奋起”红卫兵西门屯支队，军旗一竖，群起响应。村子里的年轻人，平日里就对我哥敬佩得不行，现在总算找到了拥戴的机会。他们占据了大队部，卖了一头骡子两头牛，换回了一千五百元人民币。他们买来红布，赶制袖标、红旗、红缨枪，还买来高音喇叭播放机，剩下的钱买了十桶红漆，把大队部的门窗连同墙壁，刷成了一片红，连院子里那棵杏树也刷成了红树。我爹对此表示反对，被孙虎在脸上刷了一刷子，使我爹的脸半边红半边蓝。我爹嘈嘈着骂，金龙冷眼旁观，置之不理。我爹不知进退，上前问金龙：小爷，是不是又要改朝换代了？金龙双手卡腰，胸脯高挺，斩钉截铁般地说：是的，是要改朝换代了！我爹又问：您是说，毛泽东不当主席了？金龙语塞，片刻，大怒：把他的那半边蓝脸也刷红！孙家的龙、虎、豹、彪，一拥而上，两个别着我爹的胳膊，一个揪着我爹的头发，一个抡起漆刷子，把我爹的整个脸上，涂上了厚厚一层红漆。我爹破口大骂，那红漆就流进他的嘴里，把牙也染红了。我爹的样子，实在可怕，那两只眼睛，变成了两个黑洞，睫毛上的漆，随时都会浸到眼珠上。我娘从屋子里跑出来，哭叫着：金龙啊，金龙，他是你爹啊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他？金龙冷冷地说：全国一片红，不留一处死角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就是要革这些走资派、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的命，单干户，也不留，如果他还不放弃单干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，我们就把他放到红漆桶里泡起来！我爹抹一把脸，又抹一把脸，他抹脸是感觉到红漆要流进眼睛里了，他抹脸是怕红漆流进眼睛里，但可怜他一抹脸反倒把更多的红漆抹到眼睛里去了啊！油漆杀眼，疼得我爹蹦高，哇哇怪叫。蹦累了，遍地打滚，身上沾满了鸡屎。我娘和吴秋香养的鸡，都被这满院子的红色与这个红脸人吓得神经错乱，不敢进窝归宿，飞到墙头上，飞到杏树上，飞到屋脊上，鸡爪子上沾了红漆，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留下红色的爪痕。我娘哀哭不止，大声唤我：解放啊，我的儿，快去找你姐回来，救救你爹的眼我端着一杆从红卫兵手中夺来的红缨枪，憋了一腔怒火，准备在金龙的身上扎出几个透明的窟窿，看看从这个六亲不认的家伙身上，到底会流出什么样的液体，我猜想，他的血，应该是黑的。母亲的哀求和爹的惨状，使我不得不暂且放下洞穿西门金龙的念头，救我爹的眼是头等大事。我拖着红缨枪，跑上大街。看到我姐了吗？我问一个白发老太婆，老太婆搓着流泪的眼，连连摇头，似乎听不懂我的话。我问一个秃顶的老头儿：见到我姐了吗？他佝偻着腰，傻傻地笑着，指指自己的耳朵，噢，他是聋子，听不到任何声音。看见我姐了吗？我扯住了一位推车人的肩膀，那人的车子歪倒，篓子里的卵石磨擦着、光滑着、清脆地响着滚在大街上。他苦笑着摇摇头，没有发脾气，按说他是可以发脾气的，但是他没有发，他是屯子里的富农伍元，吹得好洞箫，呜呜咽咽，有高士雅韵，很古的一个人，如你所说，他曾是恶霸地主西门闹的好友。我往前飞跑，伍元在我身后往篓子里捡卵石。卵石是往西门大院送的，遵从的是“金猴奋起”红卫兵西门屯支队司令西门金龙的命令。我与迎面跑来的黄互相撞了个满怀，屯里的姑娘大都剃成了很男性化的小分头，露着青青的头皮和白白的脖颈，唯有她还顽固地留着一根大辫子，辫梢还扎着红头绳，封建，保守，死性，可以与我爹的坚持单干不动摇相媲美，但没过多久，她的大辫子就派上了用场，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，她简直不用化妆，李铁梅就是这样一条大辫子啊。连县剧团里演李铁梅的演员都要接续上一条假辫子，但我们的李铁梅却是真辫子，每根头发都连着头皮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黄互助宁死不剪头发，是因为她的头发上有毛细血管，一剪就往外渗血丝儿，她的头发根根粗壮，抓上去肉乎乎的，这样的头发，世所罕见。撞了个满怀后我问她：互助，看到我姐姐了吗？她张开嘴又闭上，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很冷淡，很蔑视，很不是个意思。我顾不上她的表情，拔高嗓门：我问你看到我姐了吗？她问，她明知故问：谁是你姐姐？妈了个巴子的黄互助，你难道不知道谁是我姐姐？如果你连谁是我姐姐都不知道那你连谁是你娘也不知道了。我姐姐，蓝宝凤，卫生员，赤脚医生。你问的是她？互助小嘴一歪，极端鄙视的口吻，明明醋溜溜但却装正经地说：她呀，在小学校里，与马良才麻缠呢，快去看看吧，两条狗，一公一母，一个更比一个浪，这会儿，差不多配上了！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，想不到古古典典的互助，竟然说出这样粗野的话。——都是被“文化大革命”闹的！大头儿蓝千岁冷冷地说。他的手指又无端地流出血来，我急忙把早就备好的灵药递给他，他把手指沾上一些药，血立即就止住了——她涨红的脸.圆鼓鼓的胸脯子，使我马上明白了，她虽然未必暗恋马良才，但看到马良才黏乎我姐她心中也不自在。我说，我暂且不理你，改天收拾你，你这个浪货，恋着我哥——不，他已经不是我哥了，他早就不是我哥了，他是西门闹留下的坏种。那你的姐也是西门闹留下的坏种，她说。我被她一语噎住，如同吞下了一块热黏糕。她跟他不一样，我说，她善良，她温柔，她的心是好的，血是红的，还有人味，她是我姐姐。她很快就会没有人味的，她身上有狗腥气，她是西门闹与一条母狗交配出来的狗杂种，每逢阴雨天气就散发狗腥味。互助咬牙切齿地说。我调转红缨枪想捅了她，革命时期，民办枪毙，夹山人民公社已经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村了，麻湾村一天一夜就杀了三十三人，老的八十八岁，小的十三岁，有的用棍棒打死，有的用铡刀铡成两截。我举起红缨枪，对准她的胸膛，她挺起胸膛，往前送：戳吧，你有种就戳死我吧！我早就活够了，我活得够够的了。说着，眼泪就从她好看的眼睛里滚了出来。这有点莫名其妙，这有点难以捉摸，这个互助，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小时候我们都光着屁股在沙土堆上玩耍，她突然对我双腿问的小鸡鸡发生了兴趣，回去哭着跟她娘吴秋香要小鸡鸡，为什么解放有我没有，吴秋香站在杏树下大骂：解放你这个小流氓，再敢欺负互助，小心我把你那jī巴给你剪了去！往事历历在目，但一转眼这互助就变得比河里的鳖湾还要深不可测。我转身逃跑，女人的泪，我受不了。女人一哭我的鼻子就酸了。女人一哭我就晕了。这软弱的脾性害了我一辈子。我说：西门金龙把红漆倒在我爹眼里了，我要去找俺姐救俺爹的眼活该，你们一家，狗咬狗吧她恶狠狠的话，在很远处响着。我可算摆脱了这个互助，我有几分恨她，有几分怕她，有几分恋她，尽管我知道她不喜欢我，但她毕竟告诉了我我姐姐在何处。
小学校在村子西头，靠着围子墙，单独的一个大院子，院墙是用坟砖砌的，有许多死人的魂附在墙上，夜里就出来游荡。墙外有大片黑松林，黑松林里有夜猫子，叫声凄厉，令人胆寒。这片树林子，没被砍掉当了炼钢铁的燃料真是奇迹。完全是因为这林子中有一棵古柏，砍一斧，哗哗地流出血来。树流血，谁见过？就像互助的头发，一剪就冒血。看起来凡是能够保存下来的东西，都有几分不寻常。
我果然在小学校的办公室里找到了我姐姐。我姐姐并没有与马良才谈恋爱，而是为他包扎伤口。马良才的头不知被什么人打破了，我姐姐把他的头用绷带横缠竖绑，只留着一只眼睛看路，两... -->>
接下来的事儿，是我继续叙说呢还是由你来说？我征询着大头儿的意见。他眯缝着眼睛，似乎在看我，但我知道他的心思根本不在我的脸上。他从我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，放在鼻下嗅着，噘着嘴，不言语，仿佛在思考什么重大问题。我说，你小小年纪，可不能染上这恶习。如果你五岁就学会吸烟，到你五十岁的时候，那还不得吸火药？他没理我的话茬儿，头歪着，耳轮微微颤抖，似乎在谛听什么。我说，我就不说了吧，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，没啥好说的了。他说，不，你既然开了头，就得结尾。我说不知道从何处说起了。他翻翻白眼，道：
“集市，拣热闹的说。”
我在集市上观看过许多场游斗，每次都兴致勃勃，心中充满快乐。
在集市上，看到了那位与我爹有交情的陈县长被游街示众，他头皮刮得乌青——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，刮成光头是为了防止那些红卫兵们揪他的头发——腰上套着一具用纸壳糊成的驴，在锣鼓声中，他节拍分明地奔跑着，舞蹈着，脸上挂着白痴般的笑容。他这样子，与正月里扮耍的民间艺人十分相似。因为他曾在大炼钢铁期间骑着我家的黑驴到处视察，当时就有人给他起了一个“驴县长”的绰号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一起，红卫兵们为了增加游斗走资派的娱乐性和可视性，吸引更多的观众，就把民问艺人家的纸驴给他骑上了。许多老干部写回忆录，回忆到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总是写得血泪斑斑，把“文革”期间的中国描绘成了比希特勒的集中营还要恐怖的人间地狱，但我们这位县长却用幽默而又生动的笔调，写了他“文革”初期的遭遇。他说他骑着纸驴，在全县的十八个集市被游斗，把身体锻炼得无比结实，原来的高血压、失眠等毛病全都不治而愈。他说他一听到锣鼓点就兴奋，腿脚就颤抖，就像那头黑驴见到母驴就弹蹄喷鼻。结合着他的回忆录，回忆当年他套着纸驴舞蹈的情景，我就明白了他脸上为什么有那痴痴的笑容。他说他只要一踏着锣鼓点，搬弄着纸壳驴舞蹈起来，就感到自己渐渐地变成了一头驴，变成了全县唯一的单干户蓝脸家的那匹黑驴，于是他的心思就飘飘荡荡，悠悠忽忽，似乎生活在现实，又恍惚进入了美妙的幻景。他感到自己的双脚分权成了四蹄，屁股后生出了尾巴，胸脯之上与纸毛驴的头颈融为一体，就像希腊神话中那些半人半马的神，于是他也就体会到了做一匹驴的快乐和痛苦。“文革”期间的集市，并没有多少商品交易，集市上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大都是来看热闹的。已经是初冬时节，人们多半穿上了棉袄，也有一些年轻人为了俏丽穿着单衣。人们的胳膊上都套着一个红色的袖标。穿着黄色或是蓝色的军便装单衣的年轻人，胳膊上套上红色袖标显得格外神气，是增色添彩，但那些穿着黑色的、油垢发亮的破棉袄的老人，胳膊上套上红袖标就显得不伦不类。一个卖鸡的老太太，倒提着一只鸡，站在供销社门口，胳膊上也戴着一个红袖标。有人问她：大娘，您也人了红卫兵？她噘噘嘴，说：闹红嘛，哪能不入？——您老是哪一派的？是“井冈山”的，还是“金猴奋起”的？——去你娘的，别对我说这些没用的，要买鸡就买，不买滚你娘的蛋！
宣传车开过来了，是辆从朝鲜战场上淘汰下来的苏制嘎斯51大卡车，久经风吹雨打日晒，原先草绿色的油漆已经黯淡，车头顶盖焊上一个铁架子，铁架子上捆扎着四个大功率的高音喇叭，车后厢里固定着一台汽油发电机，车厢两边站着两排穿着仿制军装的红卫兵，都是一只手把着车厢边缘，一只手攥着毛主席语录。他们的脸通红，也许是冻的，也许是被革命的激情所燃烧。其中一个女的，眼睛有些斜视，嘴角上翘，充满笑意。大喇叭发出震天动地的声响，使一个年轻的农妇受惊流产，使一头猪受惊头撞土墙而昏厥，还使许多只正在草窝里产卵的母鸡惊飞起来，还使许多狗狂吠不止，累哑了喉咙。先是放东方红，然后停止。听到了发电机的轰鸣和喇叭里发出的尖厉声响，然后便有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。这时我攀上了一棵老树，看到了在车厢正中，摆放着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桌上放着一台机器和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麦克风，椅子上端正坐着一个头扎小辫的姑娘，还有一个留着分头的青年。姑娘我不认识，那男青年是到我们村搞过“四清”运动的“大叫驴”小常！后来我才知道，小常已经分配到县剧团，并造反当了“金猴奋起”的司令员。我在树上大声喊叫着：小常！小常！大叫驴！但我的声音被喇叭里的高音淹没了。
那个姑娘对着麦克风喊叫，喇叭把她的声音扩大得震耳欲聋，整个高密东北乡都听到了这样的话：走资派陈光第，这个混进党内的驴贩子，反对大跃进，反对三面红旗，与高密东北乡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单干户蓝脸结拜兄弟，充当单干户的保护伞。陈光第不但思想反动，而且道德败坏，多次与一头母驴通奸，致使那头母驴怀孕，生下了一个人头驴身的怪胎！
好啊！人群中爆发了一阵欢呼。车上的红卫兵在“大叫驴”的率领下喊起了口号：打倒驴头县长陈光第！——打倒驴头县长陈光第！——打倒奸驴犯陈光第！——打倒奸驴犯陈光第！“大叫驴”的嗓门，经过高音喇叭的放大，成了声音的灾难，一群正在高空中飞翔的大雁，像石头一样噼里啪啦地掉下来。大雁肉味清香，营养丰富，是难得的佳肴，在人民普遍营养不良的年代，太上掉下大雁，看似福从天降，实是祸事降临。集上的人疯了，拥拥挤挤，尖声嘶叫着，比一群饿疯了的狗还可怕。最先抢到大雁的人，心中大概会狂喜，但他手中的大雁随即被无数只手扯住。雁毛脱落，绒毛飞起，雁翅被撕裂了，雁腿落到一个人手里，雁头连着一段脖子被一个人撕去，并被高高举到头顶，滴沥着鲜血。评多人按着前边人的肩膀和头顶，像猎犬一样往上蹿跳着。有的人被踩倒了，有的人被挤扁了，有的人的肚子被踩破了，有的人尖声哭叫着，娘啊，娘啊哎哟，救命啊集市上的人浓缩成几十个黑压压的团体，翻滚不止，叫苦连天，与喇叭的啸叫混杂在一起，哎哟我的头啊这场混乱，变成了混战，变成了武斗。事后统计，被踩死的人有十七名，被挤伤的人不计其数。
有的死者被亲属们抬走，有的拖到屠宰组门前等待认领，有的伤者被亲属们送到医院或是送回家中，有的自己往路边爬，有的一瘸一拐地往自己要去的地方走，有的趴在地上大声哭泣。这是高密东北乡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第一次死人，后来虽有真正的、计划周密的武斗，砖头瓦片满天飞，刀枪棍棒一齐舞，但伤亡人数都没有这次多。
我在大树上，非常安全。我在大树上，居高临下，目睹了事件的全部过程，看清楚了每一个细节。我看到那些大雁是如何坠落下来又怎样被人们野蛮分解。我看到在这个事件过程中那些贪婪的、疯狂的、惊愕的、痛苦的、狰狞的表情，我听到了那些嘈杂的、凄厉的、狂喜的声音，我嗅到了那些血腥的、酸臭的气味，我感受到了寒冷的气流和灼热的气浪，我联想到了传说中的战争。尽管“文革”后编写的县志把雁从天落解释为大雁得了禽流感，但我始终不渝地认为大雁是被高音喇叭强烈而尖锐的声音震下来的。
骚乱平息之后，游街继续进行。经历了这场突发事件的人们，行为拘谨了一些，原先万头攒动的集市上闪开了一条灰白的道路，道路上有一摊摊的血迹和踩得稀烂的雁尸。风过处，腥气洋溢，雁羽翻滚。那个卖鸡的老妇人，用红袖标擦拭着鼻涕眼泪在街上蹒跚、哭叫：我的鸡啊，我的鸡你们这些遭枪子儿的强盗，还我的鸡啊嘎斯51大卡车停在牲口市和木头市交界处，那些红卫兵多数下了车，神情倦怠地坐在一堆散发着松脂香气的木头上。公社食堂里那个脸上有麻子的炊事员宋师傅，挑着两桶绿豆汤前来慰问县城里来的红卫兵小将，桶里冒着热气，绿豆汤的香味儿四溢。
宋麻子把一碗汤捧到汽车前，高举过头顶，请车上的司令“大叫驴”和那个担任播音员的女红卫兵喝。司令不理睬他，对着话筒，怒气冲冲地喊：把牛鬼蛇神押上来！
于是，以驴县长陈光第为首的牛鬼蛇神们，就从公社大院里欢天喜地地冲出来。正如前边所述，驴县长的身体与纸壳驴融为一体，刚出场时，他的头还是一个人的头，但舞动片刻，变化发生，就像后来我在电影与电视里看到的那些特技镜头一样，他的耳朵渐渐长大，耸起，如同热带植物肥大的叶片从茎杆上钻出，如同巨大的灰蛾从蛹里钻出身体，绸缎般闪烁着灰色的高贵光泽，附着一层细长的茸毛，用手摸上去手感肯定极好。然后脸部拉长，双眼变大，并向两边偏转，鼻梁变宽，并且变白，附着白而短的绒毛，用手摸上去手感肯定极好。嘴巴下垂，分成上下两片，嘴唇变得肥厚，用手摸上去手感肯定极好。两排雪白的大牙本来是被驴唇遮掩着的，但是他一看到那些戴着红袖标的女红卫兵就把上嘴唇用力翻卷起来，龇出了两排大白牙。我家养过公驴，我十分清楚驴的习性。我知道驴一旦卷起上嘴唇就要发骚，然后就要把原本隐藏着的硕大的jī巴伸出来展示。但幸亏陈县长人性尚存，变驴变得还不彻底，所以他尽管卷唇龇牙但jī巴还比较含蓄。紧跟在他身后的是原公社书记范铜，对，就是那个给陈县长当过秘书、酷爱吃驴肉的人，因为他最爱吃驴的jī巴，红卫兵们就给他用高密东北乡盛产的大白萝卜刻了一根，其实也没动多少刀功，萝卜头上用刀子稍旋了几下，用墨汁涂黑了即可。人民群众的想象力十分丰富，没人不知道这根染黑了的萝卜象征何物。这姓范的愁眉苦脸，因身体肥胖而行动迟缓，步伐凌乱而不合锣鼓点儿，让牛鬼蛇神队伍混乱，手持藤条的红卫兵抽打他的屁股，抽一下他就跳一下，同时哭嚎一声。便改抽他的头，他慌忙用手中的仿驴属去招架，仿驴屌被抽断，显出萝卜真相，白而脆，汁液丰富。群众哈哈大笑。红卫兵也忍俊不禁，把范铜拎出来交给两个女红卫兵，逼着他当场把这根断成两截的驴属吃掉。范铜说墨汁有毒不能吃。女红卫兵小脸通红，仿佛受到了极大的侮辱。你这个流氓，你这个臭流氓！不用拳打，只用脚踢。变换着姿势踢。范铜遍地打滚，哀嚎不止，喊叫：小将，小将，别踢了，我吃，我吃抓起萝卜，狠命咬了一口。快吃！又咬了一口，腮帮子撑得老高，无法咀嚼。着急着下咽，噎得翻白眼。在驴县长的带领下，十几个牛鬼蛇神各出奇招，让观众大饱眼福。敲锣打鼓拍钹的，是专业的水平，原本是县剧团的武场，能敲打出几十套花样，乡村野戏班子那些人，跟他们无法相比。我们西门屯的锣鼓班子跟他们相比，简直就是敲着破铜烂铁吓唬麻雀的顽童。
西门屯的游街队伍从集市的东头来了。背着鼓的是孙龙，敲鼓的是孙虎，打锣的是孙豹，拍钹的是孙彪。孙家四兄弟是贫农的后代，锣、鼓、钹、镲这些能发出巨响的家伙，理应掌握在他们手中。在他们前边，是村里的牛鬼蛇神走资派。洪泰岳躲过了“四清”但没躲过“文革”他头上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，背上糊着一张大字报。仿宋字体，刚劲有力，一看就知道是西门金龙的笔迹。洪泰岳手里还举着一块边缘上缀着铜环的牛胯骨，让我联想到他的光荣历史。他头上那顶纸帽子与他的头颅尺寸不符，东倒西歪，必须及时扶正。如果他不能将头上的高帽子及时扶正，就有一个浓眉高鼻的青年用膝盖顶他的屁股。这青年就是我的重山哥哥西门金龙。他公开的名字还是叫蓝金龙。他聪明透顶，不愿改姓，因为一改姓他的出身就会变成为恶霸地主，就会变成人下之人，我爹虽是单干户，但雇农的成分不变，雇农，这顶金帽子，在那个年代里，闪闪发亮，千金难买。
我哥穿着一件真正的军装上衣，是从他的好友“大叫驴”小常那里弄来的。我哥上穿真正的军装，下穿蓝条绒裤子，脚蹬白塑料底黑咔叽布面紧口鞋，腰上扎着一条三指宽的铜扣牛皮腰带，这样的腰带总是扎在英武的八路军或新四军军官的腰上。现在却扎在我哥的腰上。他高高地挽着袖子，红卫兵袖标松松地套在上臂。村民们的红袖标是用红布缝成，袖标上的字是用纸板镂空黄漆漏刷。我哥的袖标是上等的红绸子，袖标上的字是用金黄色的丝线刺绣。这样的袖标全县只有十只，是县工艺品厂那位技艺高超的女技师连夜赶制的。她只绣了九只半袖标就吐血而死。血染袖标，十分悲壮。我哥所戴，就是那只绣了一个“红”字、沾着血的。剩下的两个字，是我的姐姐西门宝凤补绣而成。我哥是去县“金猴奋起”红卫兵司令部拜访他的朋友“大叫驴”时得到这件宝物的。两只“叫驴”久别重逢，兴奋无比，握手拥抱，行革命时期的致敬礼，然后诉说别后情景及县里与村里的革命形势。尽管我没在场，但我知道“大叫驴”肯定会问起我姐的情况，他的脑子里，肯定还留存着我姐的形象。
我哥是去县里取经的。文化大革命兴起，屯子里人都蠢蠢欲动，但不知道这命是如何革法。我哥聪明，能够抓住问题的根本。“大叫驴”只告诉他一句话：像当年斗争恶霸地主一样斗争共产党的干部！当然，那些已经被共产党斗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，也不能让他们有好日子过。
我哥心领神会，身上的血仿佛沸腾了。临别时“大叫驴”将这个未完成的红袖标和一束金黄丝线赠给我哥，说你妹妹心灵手巧，让她帮你绣完吧。我哥从挎包里摸出我姐带给“大叫驴”的礼物：一双用五彩丝线精心刺绣的鞋垫。我们这里的姑娘，送给谁鞋垫，就意味着愿意以身相许。鞋垫上绣着鸳鸯戏水。红线绿线，千针万线，精美图案，情意绵绵。两个“叫驴”面皮都有些发红。“大叫驴”收下鞋垫，说：请转告蓝宝凤同志，鸳鸯呀，蝴蝶呀，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情调，无产阶级的审美观，是青松、红日、大海、高山、火炬、镰刀、斧头，如果要绣，就绣这些东西。我哥庄严地点头承诺，一定把司令的话转告我姐。司令将身上的军装褂子脱下来，郑重地说：这是我的一位在部队当指导员的同学送给我的，看看，四个兜儿，货真价实的军官服，县五金公司那个小子，推来一辆全新的“大金鹿”牌自行车，我都没舍得换给他！
我哥回村后就成立了“金猴奋起”红卫兵西门屯支队，军旗一竖，群起响应。村子里的年轻人，平日里就对我哥敬佩得不行，现在总算找到了拥戴的机会。他们占据了大队部，卖了一头骡子两头牛，换回了一千五百元人民币。他们买来红布，赶制袖标、红旗、红缨枪，还买来高音喇叭播放机，剩下的钱买了十桶红漆，把大队部的门窗连同墙壁，刷成了一片红，连院子里那棵杏树也刷成了红树。我爹对此表示反对，被孙虎在脸上刷了一刷子，使我爹的脸半边红半边蓝。我爹嘈嘈着骂，金龙冷眼旁观，置之不理。我爹不知进退，上前问金龙：小爷，是不是又要改朝换代了？金龙双手卡腰，胸脯高挺，斩钉截铁般地说：是的，是要改朝换代了！我爹又问：您是说，毛泽东不当主席了？金龙语塞，片刻，大怒：把他的那半边蓝脸也刷红！孙家的龙、虎、豹、彪，一拥而上，两个别着我爹的胳膊，一个揪着我爹的头发，一个抡起漆刷子，把我爹的整个脸上，涂上了厚厚一层红漆。我爹破口大骂，那红漆就流进他的嘴里，把牙也染红了。我爹的样子，实在可怕，那两只眼睛，变成了两个黑洞，睫毛上的漆，随时都会浸到眼珠上。我娘从屋子里跑出来，哭叫着：金龙啊，金龙，他是你爹啊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他？金龙冷冷地说：全国一片红，不留一处死角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就是要革这些走资派、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的命，单干户，也不留，如果他还不放弃单干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，我们就把他放到红漆桶里泡起来！我爹抹一把脸，又抹一把脸，他抹脸是感觉到红漆要流进眼睛里了，他抹脸是怕红漆流进眼睛里，但可怜他一抹脸反倒把更多的红漆抹到眼睛里去了啊！油漆杀眼，疼得我爹蹦高，哇哇怪叫。蹦累了，遍地打滚，身上沾满了鸡屎。我娘和吴秋香养的鸡，都被这满院子的红色与这个红脸人吓得神经错乱，不敢进窝归宿，飞到墙头上，飞到杏树上，飞到屋脊上，鸡爪子上沾了红漆，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留下红色的爪痕。我娘哀哭不止，大声唤我：解放啊，我的儿，快去找你姐回来，救救你爹的眼我端着一杆从红卫兵手中夺来的红缨枪，憋了一腔怒火，准备在金龙的身上扎出几个透明的窟窿，看看从这个六亲不认的家伙身上，到底会流出什么样的液体，我猜想，他的血，应该是黑的。母亲的哀求和爹的惨状，使我不得不暂且放下洞穿西门金龙的念头，救我爹的眼是头等大事。我拖着红缨枪，跑上大街。看到我姐了吗？我问一个白发老太婆，老太婆搓着流泪的眼，连连摇头，似乎听不懂我的话。我问一个秃顶的老头儿：见到我姐了吗？他佝偻着腰，傻傻地笑着，指指自己的耳朵，噢，他是聋子，听不到任何声音。看见我姐了吗？我扯住了一位推车人的肩膀，那人的车子歪倒，篓子里的卵石磨擦着、光滑着、清脆地响着滚在大街上。他苦笑着摇摇头，没有发脾气，按说他是可以发脾气的，但是他没有发，他是屯子里的富农伍元，吹得好洞箫，呜呜咽咽，有高士雅韵，很古的一个人，如你所说，他曾是恶霸地主西门闹的好友。我往前飞跑，伍元在我身后往篓子里捡卵石。卵石是往西门大院送的，遵从的是“金猴奋起”红卫兵西门屯支队司令西门金龙的命令。我与迎面跑来的黄互相撞了个满怀，屯里的姑娘大都剃成了很男性化的小分头，露着青青的头皮和白白的脖颈，唯有她还顽固地留着一根大辫子，辫梢还扎着红头绳，封建，保守，死性，可以与我爹的坚持单干不动摇相媲美，但没过多久，她的大辫子就派上了用场，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，她简直不用化妆，李铁梅就是这样一条大辫子啊。连县剧团里演李铁梅的演员都要接续上一条假辫子，但我们的李铁梅却是真辫子，每根头发都连着头皮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黄互助宁死不剪头发，是因为她的头发上有毛细血管，一剪就往外渗血丝儿，她的头发根根粗壮，抓上去肉乎乎的，这样的头发，世所罕见。撞了个满怀后我问她：互助，看到我姐姐了吗？她张开嘴又闭上，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很冷淡，很蔑视，很不是个意思。我顾不上她的表情，拔高嗓门：我问你看到我姐了吗？她问，她明知故问：谁是你姐姐？妈了个巴子的黄互助，你难道不知道谁是我姐姐？如果你连谁是我姐姐都不知道那你连谁是你娘也不知道了。我姐姐，蓝宝凤，卫生员，赤脚医生。你问的是她？互助小嘴一歪，极端鄙视的口吻，明明醋溜溜但却装正经地说：她呀，在小学校里，与马良才麻缠呢，快去看看吧，两条狗，一公一母，一个更比一个浪，这会儿，差不多配上了！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，想不到古古典典的互助，竟然说出这样粗野的话。——都是被“文化大革命”闹的！大头儿蓝千岁冷冷地说。他的手指又无端地流出血来，我急忙把早就备好的灵药递给他，他把手指沾上一些药，血立即就止住了——她涨红的脸.圆鼓鼓的胸脯子，使我马上明白了，她虽然未必暗恋马良才，但看到马良才黏乎我姐她心中也不自在。我说，我暂且不理你，改天收拾你，你这个浪货，恋着我哥——不，他已经不是我哥了，他早就不是我哥了，他是西门闹留下的坏种。那你的姐也是西门闹留下的坏种，她说。我被她一语噎住，如同吞下了一块热黏糕。她跟他不一样，我说，她善良，她温柔，她的心是好的，血是红的，还有人味，她是我姐姐。她很快就会没有人味的，她身上有狗腥气，她是西门闹与一条母狗交配出来的狗杂种，每逢阴雨天气就散发狗腥味。互助咬牙切齿地说。我调转红缨枪想捅了她，革命时期，民办枪毙，夹山人民公社已经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村了，麻湾村一天一夜就杀了三十三人，老的八十八岁，小的十三岁，有的用棍棒打死，有的用铡刀铡成两截。我举起红缨枪，对准她的胸膛，她挺起胸膛，往前送：戳吧，你有种就戳死我吧！我早就活够了，我活得够够的了。说着，眼泪就从她好看的眼睛里滚了出来。这有点莫名其妙，这有点难以捉摸，这个互助，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小时候我们都光着屁股在沙土堆上玩耍，她突然对我双腿问的小鸡鸡发生了兴趣，回去哭着跟她娘吴秋香要小鸡鸡，为什么解放有我没有，吴秋香站在杏树下大骂：解放你这个小流氓，再敢欺负互助，小心我把你那jī巴给你剪了去！往事历历在目，但一转眼这互助就变得比河里的鳖湾还要深不可测。我转身逃跑，女人的泪，我受不了。女人一哭我的鼻子就酸了。女人一哭我就晕了。这软弱的脾性害了我一辈子。我说：西门金龙把红漆倒在我爹眼里了，我要去找俺姐救俺爹的眼活该，你们一家，狗咬狗吧她恶狠狠的话，在很远处响着。我可算摆脱了这个互助，我有几分恨她，有几分怕她，有几分恋她，尽管我知道她不喜欢我，但她毕竟告诉了我我姐姐在何处。
小学校在村子西头，靠着围子墙，单独的一个大院子，院墙是用坟砖砌的，有许多死人的魂附在墙上，夜里就出来游荡。墙外有大片黑松林，黑松林里有夜猫子，叫声凄厉，令人胆寒。这片树林子，没被砍掉当了炼钢铁的燃料真是奇迹。完全是因为这林子中有一棵古柏，砍一斧，哗哗地流出血来。树流血，谁见过？就像互助的头发，一剪就冒血。看起来凡是能够保存下来的东西，都有几分不寻常。
我果然在小学校的办公室里找到了我姐姐。我姐姐并没有与马良才谈恋爱，而是为他包扎伤口。马良才的头不知被什么人打破了，我姐姐把他的头用绷带横缠竖绑，只留着一只眼睛看路，两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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